吳方友

在鹽場文朋詩友眼里，我現在已是創作的“專業戶”啦，這雖屬戲說，但也不無貼切。試想，每天讀十來萬字，每天至少寫2—3千字，這樣一個一個日子數下來，自然一年要有幾十萬字出籠，幾乎接近于專業創作的“業態”。似這樣大流量的寫作，不免會受到才思枯竭“江郎才盡”的挑戰，那么，為什么還能讓作品比一點不少要多得多呢？我想大約有這么兩條緣故：懷著對衣食父母的感恩去閱讀、體悟和創作，這是第一條，而對創作永遠懷一種高尚的敬畏，這是第二條，這一點也可視為我創作的某種“秘笈”。

感恩心，是感恩于生我養我的鹽場父母們，是烏鳥反哺，是吃土還土，是篤信“人民永遠是文學工作者的母親”的至理。而敬畏，是始終追求與信奉崇高的使命和使命的崇高。在我看來，一個負責任的作家，每當拿起筆之前，他的心中充滿著的不光是創作的沖動和激情，更會充滿對所懷使命的巨大敬畏：敬畏崇高。

從一定意義上說，不管是誰，不管你寫的是什么，從筆下流淌出來的一定會有思想，一定體現著思想，一定弘揚著某種核心價值觀。宋朝大詩人蘇軾說過，凡自己所寫的文章，都是“行于不得不行，止于不得不止”而寫出來的，“不得不行”的思想的宣泄，就是通過文章這個載體來表達的，舉凡筆墨一動，所愛所憎明明白白，所想所指纖毫畢現，句句有深意，字字有擔當。一件作品，不光要正確地體現思想，還要講求恰當地表達思想，因為“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濁”，寫作時最要小心又小心的地方，就是千萬不要把“清”的弄“濁”了，思想一出，就成“立言”；為了正確“立言”，不惜采用各種修辭手法和文學手段，反復修改，這都屬于“立言”的功夫，正因為“立言”不易，古人才稱之為“三不朽”中之一不朽。

“立言”是播種思想，其實也是筆載文史。越是偉大的作家越是知道，他的筆下都有歷史，他的作品就是時代的寫照，歷史的記錄。既然是承載歷史，怎能不慎之又慎？最近央視播出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以前所未有的轟動，感動了當下中國，其中一個最直接的原因，就是作家路遙通過作品，真實生動形象地記錄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青春一代的命運和社會原型，這部作品盡管過去了幾十年，仍然是那樣深切而感人肺腑地打動了今天的我們。而在我們這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們的記憶中，當時有許許多多的作品，都是可以當歷史教科書來讀的，像《林海雪原》、《紅巖》、《紅日》、《鐵道游擊隊》等，這些記錄革命先輩光輝業績的紅色歷史培育了幾代人。在我所醉心創作的門類報告文學作品中，像這樣的優秀作品也是數不勝數的，譬如徐遲老師創作的描寫科學家陳景潤事跡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不是曾火一般地激起了千千萬萬的年輕人獻身科學的無限激情嗎？這樣的作品因為有崇高的歷史擔當，而不可多得，而價值連城，而名垂青史。

那些優秀作家的創作經歷告訴我們，沒有這種崇高的敬畏，就不會有好的作品問世，我體會，這種敬畏往往在創作之前的準備中，就會常在心中閃現。就說我自己，也有許多這方面的經歷。就說有一次我讀《史記》，這種敬畏感，就凌空而降。當時我準備系統地讀司馬遷的《史記》，原來的意圖是準備補課學史的，但當讀到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所記父親司馬談同他訣別的一段話，竟長久心動，不能自持。原話是：“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：‘幽、厲之后，王道缺，禮樂衰，孔子修舊起廢，論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作《春秋》，則學者至今則立。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，而諸侯相兼，史記放絕。今漢興，海內一統，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，余為太史弗論載，廢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懼焉，汝其念哉！’”這話是說，我眼看沒人記載歷史，心里非常害怕，天下的歷史這就要廢了！書上還說到，司馬遷含淚表示一定實現父親的遺愿，我想這也許是后來司馬遷即使受了宮刑，仍矢志不渝地把《史記》寫完的動力之一。但司馬談的—“泣”—“懼”，卻使我刻骨銘心，這番不朽的訣別，讓我讀后熱淚滿襟，終生立下敬畏之情。這種敬畏，成為我心中高山仰止、景行行止的一桿標尺。正是心存這樣的敬畏，今天我才如此不辭辛勞，日以繼夜，腳踏書山，勤讀為徑，為自己立下高標，雖不能做到讓作品盡善盡美，也要力求做到文史雙美，為鹽場人留下信史的佳構。也正是心存這樣的敬畏，我才勤勉地像前賢學者劉知幾說的那樣：“坐披囊篋，而神交萬古；不出戶庭，而窮覽千載；見賢而思齊，見不賢而自省”，去努力探尋創作“得失之樞機”。現在我們常會見到“敬畏規則”這樣的詞語，我想不妨把它移到創作上來，用“心存敬畏”作為創作的一個規則，立在自己的座右，時時記得文章乃是千古事，寸心里千萬不要忘“得失”。